松原弊案揭示高考治理陷“囚徒困境”

    权力生态的异化成了放纵高考作弊的元凶。

    松原弊案震惊全国，为什么高考舞弊年年严防却年年发生？网友茶博士的这篇博文或许道出了某些发人深省的道理。

    今年吉林松原高考集体舞弊事件，较之以前的广东电白、湖南嘉禾、河南濮阳等地区发生的同类事件，在规模与影响方面，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这样的高考舞弊，无疑打着强烈的产业化、组织化、黑恶化的烙印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样的高考集体舞弊形态，寓示着当前治理高考舞弊正在陷于某种“囚徒困境”——基于高考关系是一种底线公平，必须治理；然而，现实却始终呈现治理乏力状态。

    其实，有关治理高考作弊的“良方妙策”，这些年实在太多太多。道德约束失效，有很多人把治理高考舞弊的“灵丹妙药”指向《考试法》。对此，我不以为然。法律从来不是万能的。事实上，对于吉林松原高考舞弊事件中呈现的产业化、组织化、黑恶化作案方式，现实之中，并不缺少对之进行规制的法律文本。

    治理高考舞弊到底为什么这么难？我以为，这背后其实有两个深刻的社会大背景：一方面，就是高考本身负载着极其复杂的利益博弈关系。那一纸高考试卷，包含的，既有考生的个体利益与长远利益，也有学校教育实绩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绩。围绕着这些利益实现，必然演化出林林总总、复杂的利益博弈；另外一方面，高考从来又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，作为选拔人才的“国考”，它牵动着社会各个部门、领域。这其实就注定了高考的运行，必须受社会整体生态影响，比如权力生态、道德生态、法治生态等等。

    也就是说，高考舞弊问题，实际上是社会综合治理困境的一种重要表征。依托着这样的思维，我们就不难解释，为什么吉林松原的高考舞弊会打着强烈的产业化、组织化、黑恶化的烙印。道理很简单，种种利益博弈的情境早就说明，产业化、垄断化的规模，在利益博弈中最容易获得优势地位，带来更大利益收获。同样，那些监考老师对于考场上公然作弊行为，基于“被报复”的原因，表示“不敢太深管”，或者干脆不管，无疑表明当地司法生态本身就存在问题。在某些部门利益化、权力黑恶化的现实环境下，再去审视这起令人触目惊心的高考集体舞弊事件，就不难找到一切问题的“源头活水”了。

    只是把眼睛盯在某种作弊器材上，只是把问题指向某些“个人行为”上，不过是“头疼医头、脚疼医脚”。如果在更多的权力系统，在更多利益领域，不能严格依法行政，不能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公平博弈，那么，治理高考舞弊就会永远陷于“囚徒困境”。